10月19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提出“論文數量規定影響學術創新"引起學界高度關注,從今年年初北京大學中文系試點推行論文代表作制度引發熱烈討論.再到日前曹衛東教授“積極尋求學術評價的制度創新,盡快驅除數字化的幽靈"呼吁引發學界認同,與學術評價體系改革相關的任何信息幾乎都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也催生了一些有利于學術繼續健康發展的因素。這種過度的硬性數量要求引導和刺激下,數量化的學術考評機制的確在促進我國學術事業快速發展.一些學術研究人員為了提高自己的學術成果和擴大學術聲譽,往往采取各種手段增加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于是,一稿多投、剽竊、剽竊等現象愈演愈烈,動輒“批量生產"上百篇學術論文、幾十本學術著作、百萬字科研效果文章的學術泡沫"現象屢見不鮮。

　　許多人認同這些做法和提法,顯然.反映了一定水平上對目前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規范的滿意。而近段時期以來,以數量為主要考核標準的學術評價體系,一直飽受批評和爭議。

　　融入學術研究前沿領域都起到積極的作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所長李國杰研究員認為,對目前的量化學術考評體系要辯證地看待,量化考評體系自身并沒有錯,錯在有人濫用了以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考核指標《科學論文索引》SCI論文為例,上個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在國內*引入這一標準時,對引導科研人員、特別是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積極進行學術探索。并且對改變當時松散的學術管理狀態和坐井觀天的學術研究風氣起到歷史性的重大作用。但是近些年來,一些大學和科研單位過分看重SCI論文的數量,以其多寡作為單位和個人評價的一個重要標準,并不惜財力、物力鼓勵SCI論文的發表,使SCI論文在質量沒有跟上的情況下,數量成倍增加,導致SCI正面引導作用越來越小,負面效用卻越來越明顯。

　　目前在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據了解.以數字指標為核心的考評體系已成為學術管理的重要依據。這些考核與每一位學術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掛鉤":職稱評定、科研經費劃撥和行政升遷等都與所完成的科研數量緊密相聯,譬如在何種類別的核心刊物上發表過多少文章;承當了多少、什么級別的研究項目;什么樣的出版社出過多少著作;獲得多少、什么級別的學術獎,等等。

　　該校對教職員工的申報資格,以中部某高校評定社會科學類教授為例.給出了明確的數量要求。依照規定,只有具備以下基本條件才有資格申請教授職稱:獨立撰寫并出版一部15萬字以上高水平學術專著或參編21世紀課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學用書,并具備下列條件中的一項:以作者在國內外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8篇以上學術論文,其中5篇以上為CSSCI論文;以作者在國內外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8篇以上學術論文,其中1篇以上為一類期刊論文;以作者在國內外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8篇以上學術論文,其中2篇以上為二類期刊論文。

　　論文數量多寡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正在中國人民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的某重點大學青年教師對記者坦言。告訴記者,現在職稱評定.評審時,大家一般都會與評委進行事先“溝通",評委在擺不平“關系"情況下,為了不得罪人,干脆就按數量多少來評,這樣沒評上的也都能“接受"

　　一些高校和科研單位對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年度考核也引入了量化方法,除了這種職稱評審的數量要求外.如教授或研究員必需在規定年限內,一些規定級別的刊物上發表規定數量的文章,才干拿到與崗位相配套的津貼和獎金。

　　導致堆積虛假學術效果追求名利現象頻頻呈現，學術評價過度量化。不只違反科學精神，而且嚴重危害科學研究的健康發展。